“五胡乱华”还是“游牧民族南下”？华夷之别是华夏千秋大义！

明末著名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在其所著的《读通鉴论》中，提及五胡乱华之世，天下之大防者二：华夏即君子、夷狄即小人，绝不能“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

华夏民族大义并非域外泊来，并非近代才产生，也并非宋朝明朝之季才格外强调，而是自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杀死苗蛮族的始祖蚩尤后，数千年来，华夷之别深深刻入历代华夏先民的骨髓之中，华夏与夷狄之争，便是关乎华夏文明与华夏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我们的祖先们筚路蓝缕，征服、驱逐、同化了北狄东夷南蛮西羌等各个古民族，开辟了中华大地这片东亚大陆最丰饶的土地，便是为了让后世子孙世居于此，永享丰饶与太平。

早在春秋时代，南夷与北狄交攻，初生的中华文明不绝如缕，遂有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六出兵车，一匡天下，救华夏而攘夷狄。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论语·宪问篇》

孔子因此对管仲大加赞扬，称颂他是救华夏文明于危难，否则炎黄子孙都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变成“被发左衽”的野蛮人了。

孔老夫子还有一句千古名言说得好，那便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华夏汉人的君主再坏，也永远强过夷狄民族的好君主。）这个道理其实十分浅显，就和别人的爹妈再有钱，待你终究也不会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真心。

正因为中华大地从古到今，汉人人口是远远多于其他各族之和的主体民族，所以也只有在汉人统治者治下，才有足够的自信与包容力，去推进真正的民族融合，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如汉武帝可以让出身为匈奴王子的金日磾，来当自己的托孤大臣，如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时，无数胡族将领都手持马刀为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征战四方。

而在胡族王朝和政权的治下，胡族统治者依托本民族、甚或联合其他胡族；共同压制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人，只会是其小族凌大国的统治本能，绝不以任何明君贤相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五胡乱华时期，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们，趁华夏民族的短暂虚弱时而一朝得势，往往会为其一族私利，对主体民族汉民族竭尽所能杀戮之、凌迫之、摧残之，以此来尽可能延续统治。

匈奴人刘聪、赫连勃勃如是，羯人石勒、石虎如是，鲜卑人拓跋珪、拓跋焘亦如是，这些胡族统治者们种种残暴虐民行径的根本出发动机，都在于对丁口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各族之和的主体民族汉人的深深忌惮和恐惧。

这种忌惮和恐惧，也是这些胡族统治者内心最深处的噩梦，并在之后的一千七百多年里，还将陆续进入从耶律德光、完颜亮、忽必烈，一直到康熙帝、乾隆帝、慈禧太后，每个胡族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哪怕无数雄才大略、英明睿智的明君圣主亦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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